同年6月15日，在中南海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此时国徽的设计被提上了日程。

会上一共成立了六个小组，国徽方案的研究和草拟就是由这之中的第六小组来完成的。那么第六小组有着怎样的阵容呢？

 

第六小组由马叙伦担任组长，叶剑英和沈雁冰担任副组长，组员包括田汉、马寅初、郭沫若等人。

为了在开国大典之前完成设计制作，第六小组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之中。组员们一致认为，国徽的设计工作是一件神圣而庄严的大事，要充分体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才行。

于是，1949年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齐民报》等报刊上，都刊登了征集启事，向全国人民征集设计方案。

 

对于国徽的设计，第六小组给出了三条具体要求：

1、中国特征

2、政权特征

3、形式需庄严富丽

才一个月的时间，第六小组就足足收到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之多。然而，经一一审阅后，这些应征稿件却无一入选，这是因为什么？

 

原来，这些应征稿件中，大部分都把国徽设计成了普通的证章或纪念章的形式，这是不符合设计要求的。面对这种情况，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立刻把这些方案上报给了中央。

 

毛主席看过后，也觉得不尽如人意。对于国徽的设计，毛主席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但是在国徽上应当表明。”

 

随后，组长马叙伦便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决定请专人进行重新设计。

 

这项工作，交给了曾经设计过全国政协会徽的张仃和钟灵。

经过紧张的设计，张仃和钟灵给出了五个方案，可以看出和我们现在的国徽相比，已经具备了一些基本元素。

 

然而此刻，留给国徽设计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距离开国大典已经不足一周时间了。

9月25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会议，在会上，大家对国徽的设计意见很不统一，面对这种状况，毛主席考虑后平静地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点决定。”

 

就这样，对于国徽的设计，最后决定邀请专人再进行设计。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国大典时，新中国国徽最终未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国徽设计

由周总理直接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设计出更完美的国徽，能在国庆一周年时使用，这项工作交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周总理指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参与，集思广益，共同设计国徽。

 

之后，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林徽因和莫宗江联名提交了一个这样的国徽方案。这也是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星设计入国徽图案。

 

这时张仃领导的设计小组又将国徽方案里的地球仪改成了天安门。

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钟灵等人组成的两个设计小组，就此展开了国徽设计的竞赛。

6月11日，两组的国徽设计方案被同时提交到全国政协国徽组会议，经讨论，普遍认为两个设计方案各有所长，但均未恰当。

 

当晚，周总理约请梁思成，请他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题，设计国徽图案。此时周总理还提出一点建议，整个国徽要体现出向上、响亮、挺拔的基调和气氛，而且还要在国徽的设计图案上加上禾穗。为什么一定要加上禾穗呢？

关于这个提议，周总理讲了一件往事——

在周总理和邓颖超应邀出席宋庆龄为欢送董必武同志返回延安举行的茶话会时，茶桌上摆放着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禾穗。有人赞美说，禾穗真的像金子一般。宋庆龄说道，“它比金子还要宝贵。中国人口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以丰衣足食了。”此时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禾穗画到国徽上。”

听了这段往事，两个设计小组一致赞同将禾穗加在国徽上。

之后大家又投入到夜以继日地设计工作之中。对于天安门的绘制，林徽因还特地找人去资料室找来营造学社当年对天安门的测绘图进行了研究。

 

经过紧张的设计绘制，中央美院提交了这样一个方案。

 

清华大学则提交了这三个方案。

 

经过会议讨论，最终决定把清华大学设计方案的第一式和第三式结合，并请梁思成再整理结合。两天后，梁思成提交了一份国徽设计图。这张图的设计，与国徽最终的定稿形象已经基本一致。

 

在之后的会议上，以起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设计的国徽方案。五天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也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最终确定。

1950年9月20日

国徽宣告诞生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最终的国徽。

国徽图案的确定，并不意味着国徽的诞生，国徽和国旗不同，是一种立体浮雕形象，要把平面的设计图雕刻成浮雕才算最终完成。

此时，距离国庆一周年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国徽浮雕的设计雕刻任务最终交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高庄在反复揣摩后，竟然产生了要改变国徽图案的想法。

 

高庄认为，国徽的平面设计图案过于强调美学，然而在模型制作时，个别构件的位置需要调整，才能尽善尽美。可是这是经过多方讨论最终的定稿，不能擅自改动。面对这种情况，高庄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对此事非常重视，特意委托彭真和康克清来听取高庄关于国徽设计改动的说明。了解了具体情况后，他们将毛主席的意见传递给高庄：你大胆地改好了，祝你成功。

 

就在之后的1950年8月18日这一天，国徽审查小组审议通过了经过高庄修改的国徽浮雕模型。

 

9月20日，毛主席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自此国徽宣告诞生。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第一天，金光闪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央。

 

新中国首批国徽

由上海赶制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9月，市政府有关部门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交办的制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任务交给提篮桥区公平路514号陈福昌翻铜作作坊，并限期在当年国庆节前赶制完成。

国徽直径一米，厚仅10多毫米，质量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迫。时年37岁的业主陈厚德对铜料成份搭配和铜件铸造颇有经验，带领5名工人、学徒，克服设备简陋的困难，没有大砂箱，从邻近翻铜厂借来大砂箱。由陈厚德按比例配好型砂和铜料，根据政府派人送来的模型造型，然后浇铸。第一次因用一个铜水包子两次浇铸，没有成功。他们调整了型砂配料，增加浇口，用两个铜水包子同时浇铸，成功了！但仍有缺陷。他们再次总结经验，第三个取得满意效果，经市政府代表鉴定通过。

此后，在市政府代表对质量、进度的跟踪监督下，每天完成一个国徽制造。工人们白天制造砂型，晚上浇铸，日夜赶制，终于提前完成了翻铸大号国徽8座的任务。

他们还在国徽的背面制作了编号、厂名。每个国徽经过修整，然后喷漆，装箱发往北京等地。

他们未辜负政府的重托，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来信赞许。